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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20-01-23 18:33    文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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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墓志铭和《魏书》记载,司马金龙系晋宣帝司马懿弟太常馗之九世孙,其父司马楚之于泰常四年(公元419年)降魏,因功高深得太武帝之爱而封爵。司马金龙“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薨。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康王”。葬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城东石家寨。

  司马金龙为诸王女河内公主所生,“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后娶沮渠氏,……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司马楚之传》)司马父子主要活动年代在明元帝到文成帝和献文帝至孝文帝期间,功高位显,因与鲜卑上层贵族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备受朝廷的宠信。

  司马金龙为晋室后裔,虽事于北朝,但传统的汉文化乃其灵魂所系,这些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体现出来。如青瓷唾盂、石砚台、漆食盒和木板漆画及其所画内容都说明了这一切。其次,甚至追溯至太武帝时重创柔然灭掉夏国,后又灭北凉,重用山东和西凉的大批汉族之士参政,振兴文化教育,并迁徙了大量的汉族能工巧匠施展他们的才华。

  使北魏统治者认同了“需要以儒家的礼、乐、法度来化民,需要依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士人的知识、经验来治国安邦”,所以从太武帝时逐渐形成了鲜卑终究要汉化的大气候,直至孝文帝时时机成熟,于是太和年间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漆画所绘列女、孝子等内容汉代时已盛行,魏晋南北朝仍在继续。可见南北朝虽远隔千里,而文化风尚却如此统一。

  司马金龙墓发现时早已被盗扰动,漆画被零散地抛于墓的后室甬道及后室南部。考古专家共清理出较为完整的漆画5块,每块纵0.8米,横0.2米,厚2.5厘米,榫卯结构拼接,四周镶边并有彩绘的图案。木板的两面皆有绘画和题记,且每块版面均绘人物四层,每层又为一单独画面并附榜题。

  这里的漆画非同一般意义上的髹漆工艺,而是专指古代彩绘漆器上的装饰性画,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别于壁画帛画之类的表现技法。司马金龙墓漆画制作工艺与同时期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画极其相似,很有民间传统的特征。其以柏木做板材,先以织物类贴敷做漆灰地,遍髹朱地,然后以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矿物颜色用油调和作画,即一种“描漆”技法。在描写的物象上,线条轮廓主要用黑漆勾成,墨笔勾眉目,人物肤色涂铅白。榜书及题记手体墨书于用黑漆打框并画栏的黄地之上。黑漆坚实耐久,其他浅色色彩因用油料调成且上面不罩漆,故易脱落成如今之貌。

  漆画所绘故事内容为列女、孝子、高人、逸士等,体现了墓主生前思想意识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尚。下面对漆画内容分述如次:

  第一块,由两块拼合后,四幅图分别是:虞舜二妃、舜父瞽叟与象敖填井、舜后母烧廪。第一幅只有榜题无题记;第二幅周室三母,题记4行;第三幅鲁师春姜与春姜女,题记6行;第四幅班姬辞辇,题记4行。

  背面:第一幅李善养孤、拜河内太守;第二幅李充奉亲时;第三幅素食赡宾;第四幅如履薄冰。只第一幅题记2行,其余3幅皆无题记。

  第二块,第一幅启与启母;第二幅鲁母师;第三幅孙叔敖,只此题记4行;第四幅和帝□后。背面:第一幅鲁义姑姊;第二幅画残,郑瞀题记8行;第三幅画残,题记10行;第四幅整幅题记14行。

  第三块,第一幅孙叔敖与孙叔敖□母,题记残存5行;第二幅卫灵公与夫人,题记残存10行;第三幅齐田稷与母,题记残存两行;第四幅逸士□元题记4行。左侧刘灵画残。背面:第一幅画残,残存题记6行;第二幅画已漫漶无题记;第三幅整幅题记10行已不全;第四幅画漫漶不清。

  第四块,第一幅君臣二人;第二幅齐宣王与匡青;第三幅整幅题记8行,部分不清;第四幅残损不详。

  其中,“孙叔敖母”、卫灵夫人,取自汉代刘向《古列女传》第三卷《仁智传》。班姬辞辇取自西晋张华讽谏贾后宣扬封建女德之《女史箴》内容。据上述画面和题记得知内容为:其一,孙叔敖品行恭俭。少儿时,道遇两头蛇,曾闻见者必死,他恐再伤及别人便将蛇杀之。其母听后,曰:“吾闻有阴德者,还有阳报,子不死矣。”后竟不死,及长为楚国令尹,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二,卫灵公与夫人,是赞扬春秋时卫国的贤大夫遽伯玉,礼下公门,式缰路马。宣扬忠臣孝子,不为昭昭变节、不为冥冥惰行的“知礼”行为。

  齐宣王与匡青画面及题记系齐宣王的故事。齐宣王喜好文学和游说之士,曾聚名士于齐国,形成“稷下学派”。漆画题记“夫太山不让土石,乃成其高,江海不让清浊乃成其大”,是进言君王广招人才,方能强兵强国。画中与之对话的“匡青”可能即是当时的名士之一。

  班婕妤,《汉书》有传,漆画表现汉成帝女官,为君主不致贪恋女色而忘朝政,辞谢与成帝同车的故事,赞扬了忠于君主的道德观念。画中,一男子坐于四人所抬的辇上,却恋恋不舍的扭头向后张望一位跟随辇后的妇人。故事讲述汉成帝邀请班婕妤一同乘辇出行,却被班婕妤婉言谢绝。她说:伴随帝王左右的,应该是大臣而不是姬妾。鼓励汉成帝关注朝政而不是醉心玩乐。

  汉代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将绘画艺术与儒家伦理观念密切结合,用圣君、忠臣、节妇、义士、孝子这些三纲五常的典范鉴戒子民,于是把他们绘于屏风和墙壁之上。这些宣传画的力度之大,如记载所言“郡县乡里闻风景从”,乃至北朝时仍在乐此不疲,司马金龙墓漆画即是佐证。

  司马金龙官至吏部尚书,无论为汉人还是北朝臣子世代为官显贵并与皇族联姻,真实地反映了在他们的背后有着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由此可见它的历史价值。司马金龙墓漆画为研究南北朝时期的髹漆工艺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此漆画我们可亲睹一千五百多年前,古人那流畅自如的线条勾绘,绚丽多彩的设色渲染,是如何使笔下的人物个性昭然,气韵生动,取得了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这一绘画成就,除技法纯熟外,裨益于对描漆与髹漆工艺的熟稔掌握,在战国绘画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色彩更富丽堂皇。漆画之艺术价值,尤其在于它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弥足珍贵。它的绘画风格、技法、设色富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上承汉代之遗风,下开隋唐之先河,不失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件代表作。

  漆画中的人物褒衣博带,襦袍曳地,装饰风格自然无华。宽阔的袖口、飘举的衣带、低垂的衣摆,表现出人物仪态宛然、雍容华贵的气质。无论从人物服饰质地的优劣,还是从人物的高低远近和不同比例的构图,都能区别人物身份的尊卑贵贱。

  例如周室三母衣着华丽、高大端庄;君王体态丰腴、气度不凡;而鲁义姑姊和楚庄王樊姬身后的侍者及肩舆人物,则布衫简约,比例矮小,并居于次要的空间。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受封建等级思想局限的写照。

  司马金龙墓漆画在汉代单勾线和大笔平涂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它采用了细劲的铁线描,笔触干净利落,流畅准确,概无滞涩漆或修润的痕迹,线描勾绘,得心应手,一挥而就;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从姿态中表露出身份和远近纵深的空间关系。

  构图上采用了突出主题、中心人物大于陪衬人物的手法,色彩谐调沉稳,赋色浓重艳丽。人物悟对通神,渲染浓淡适宜,尤擅表现衣纹的转折流畅程度,来增强人物的活力和肤色的立体感。特别是鱼尾状裙摆垂地后拖衬托以轻拂的裙带,这一垂一拂的处理,陡增人物飘逸灵动之神韵,其绘画风格已颇近似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正如《历代名画记》所云如“春蚕吐丝”、“吴带当风”的画风和意境。

  司马金龙墓漆画中有大量的题记,它以魏碑这种全新的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北魏建都平城近一个世纪,平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人云集京城,其书法与绘画艺术同样都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书法较绘画更具成就,梁启超先生曰“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康有为也褒赞北朝书法有十大之美。

  此期书家以崔悦和卢谌为代表的30余人,他们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对平城书法碑刻的研究,我们可进一步探明魏碑书法形成的渊源。以往研究闻名遐迩的龙门二十品者颇多,然而对魏碑形成的早期研究略显不足。

  平城这一阶段的书法又恰恰是北魏王朝正值鼎盛时期的书体和风格,它蕴藏着一种古拙朴茂、沉稳强劲的时代书风。如将云冈石窟题记和一些墓葬出土的铭文等碑刻等与司马金龙墓漆画比较的话,漆画大篇幅的文字更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它以一种与写经、简牍等墨迹不完全相同而接近碑版的形式,毕现了碑志因书丹后刀刻泯掉的转折毫芒笔意,最能诠释书法的笔锋运势。其书法特点是:隶意颇浓、点划方劲、蚕头雁尾、骨气峻健。其书法风格尤近《高贞碑》、《曹望禧造像碑记》、《元显俊墓志》等,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书体,同时也证实了平城时期书法隶意多楷体面貌,迁洛后以楷体为主、隶楷辅之的书法发展轨迹。

  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中所见的青瓷唾盂、石砚台、石柱座、漆食盒以及本文讨论的木构屏风等等,从器物的文化构成上已具有中原封建士大夫阶层日常生活的典型特征。这种上层社会生活用具的出现,一方面与司马金龙作为晋室后裔这一中原传统世家的日常生活世族排场渊源有绪,同时也与北魏平城晚期封建国家提倡汉化时尚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于平城地区北魏墓葬——尤其是纪年墓葬——出土的偏少,所以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对研究平城时代北魏社会的文化形态必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北魏建都平城时期汉胡联姻的一个声名显赫的世家贵族的文化遗迹,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所显示的文化情调对研究这一时期北魏社会的历史动态及文化取向自然具有十分特殊的案例意义。

  本文选择探讨的司马金龙墓屏风书画的情态构成,无疑鲜明地揭示出太和初叶北魏上层社会兼融汉地文化习尚的情节。而这,正是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提供给人们的一项最具核心价值的认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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